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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的为与不为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李学军(李祎帆荐)  时间:2018-04-03 16:29:00  阅读:
       刘伯承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一生戎马、战功卓著,享有“军神”美誉。毛泽东评价他是“一条龙下凡”,朱德称他“具有古名将风,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陈毅也赋诗盛赞“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刘伯承不仅是军事指挥家,还是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以高超的“带兵、练兵、用兵”才能为世人所称道,更以不跟风、不附势的坚强党性,不居功、不恋权、甘当孺子牛的朴实品格,不搞特殊化、夙夜在公的奉献精神,为后人所传诵。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不跟风不动摇
       1911年,当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之际,青年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他于次年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毕业后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任职。由于足智多谋、作战勇敢,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成长为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以“深思断行,独立处世”而著称。
       1923年9月,刘伯承在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疗伤期间,他得以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回首12年的戎马生涯,历经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虽立精忠报国之志,经九死一生苦战,却仍旧改变不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刘伯承感到报国无门、救民无方,甚是苦恼。就在刘伯承苦闷彷徨时,邂逅了老友吴玉章,在其介绍下又认识了杨闇公。吴玉章和杨闇公是早期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当时正在成都筹备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他们诚挚邀请刘伯承加入进来,共同致力于社会革命。令吴、杨二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好意被刘伯承婉言拒绝了。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研究,将来始能定其方道。”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除了将各种主义、学说进行对比外,还随吴玉章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实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在北京与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赵世炎长谈,在上海亲历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在广州目睹省港大罢工……两年多的求索,一路的所见所闻,让刘伯承深切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于是于1926年5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刘伯承入党后,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50岁那年,他在所作的《自铭》中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甘当普通革命军人,不居功不图名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面对自己率领部队打下的一个又一个的胜仗、立下的一个又一个战功,刘伯承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从不邀功请赏,更不居功自傲。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调集三路大军,分别向嘉祥、巨野、濮阳进攻,企图围歼冀鲁豫野战军于鲁西南地区。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依据避强击弱原则,立即向濮阳转移。转移途中,获悉国民党军一部由菏泽向鄄城孤军冒进,刘伯承遂当机立断,发起并亲自指挥了鄄城战役,在鄄城以南地区歼敌9000余人。随后又指挥了历时4天的滑县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104旅、保安第12纵队全部及第125旅大部共11800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欲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的美梦。但在总结这两次战役的成功经验时,刘伯承反复强调:“我们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我们正是因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才取得了消灭敌人四个半旅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刘伯承淡泊名利的高尚境界。
       刘伯承用兵如神、屡战屡胜的故事,在中原大地不胫而走。1947年6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安阳召开了庆功大会,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送给刘伯承一面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刘伯承婉言谢绝了这块横匾,谦虚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就不能打仗。”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在“刘伯承”条目下这样写道:“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的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主动请缨创办军校,不揽权不恋位
       刘伯承受人钦佩和爱戴,不仅因为他在战场上神机妙算、战功卓著,而且因为他不揽权、不恋位,扑下身子做实事,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伯承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校,是“科班出身”的元帅,一直关注部队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正规化建设。他在红军时间就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校长,1946年又在频繁的战事间隙,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思考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1950年6月,在得知中央军委决定建设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基于“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的认识,主动给中央写信,言辞恳切地要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军校。毛泽东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刘伯承担负起了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重任。
       为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办学的光荣任务,花甲之年的刘伯承以“昼夜不息”的精神,带头学习,勤奋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在刘伯承的不懈努力下,军事学院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日臻完善,使刚从战场上成长起来的“泥腿子”将军得到了正规军事课程的淬炼,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既有实战经验又富理论素养的德才兼备的高、中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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